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从1911年武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算起至今，我们已经的的确确经历了百年风云，百年来，中国大地发生了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从专制到民主，从自然经济到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从文化专制到百家争鸣，我们共同见证了每一个历史时刻，共同聆听了每一次的时代呐喊。

　　站在时代的前沿，我再一次用心去聆听，百年以前那一声象征革命推翻旧世界的枪响。南昌起义的炮火摧毁的不仅仅是清朝腐朽的封建统治，它更代表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向全世界发出了我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铿锵怒吼。

　　然而世事难料，在革命胜利后的仅仅30多年里，中山先生所推崇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政治体制就被国民党的反动派摧残得遍体鳞伤。本该回归人民手中的民主权利被沉重的“三座大山”所取代，人民生活再一次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继续人民民主革命的事业，为了能让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48年1月1日，在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元老、爱国人士的倡议和领导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宣布成立，民革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支极具生命力和革命热情的民主党派。

　　中山先生曾经将“联饿、联共、扶助农工”作为“新三民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因为中山先生看到了中国的具体国情，他深知：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仅仅依靠虚弱的资产阶级力量是不足以挽救危局的，必须联合在中国占有绝大多数人数的工农阶级，并且借鉴苏联的革命成功经验，才能取得进一步的胜利。

　　的确，在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三易其主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并没有真正的挺直自己的脊梁。我们在没有正确具体的革命思想的指导和缺乏统一领导的情况下，成为了革命的“无头苍蝇”。国会开了散，散了开，内阁更是几经变更，整一个政治体制处在军阀混战中濒临崩溃。就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一个全新的思想理念——马克思主义将中国领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从此我们有了继辛亥革命后另一个充实饱满的领导者。

　　作为一名新时期下的民革党员，同时又是一位奋斗在媒体行业最前线的从业者，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不仅是一个政治信仰，更是一个做人标准，可以用来时刻约束和要求自己。在这里借以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表达我对党的忠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仰，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