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师到杭州——武昌起义前后若干史事人物述评

　　园文支部 沈建中

　　

　　内容提要：在1900年至1901年的“庚子之变”和“辛丑之耻”的刺激下，清政府自上而下开始了名谓“新政”的改革，改革的路径以“预备立宪”而达到高潮，也就有了上中层的立宪派和中下层的革命党两股势力的形成。最终，由于满族上层统治者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从而使和平转型之路归于失败。而武昌新军起义的爆发及湖北军政府的成立，引发十四省区独立，也使立宪党人倒向了革命。杭州和平光复的现实则展示了改良和激进两派势力的通力合作，但也反映出了两派对“种族革命”抑或“政治革命”有着不同的解读。

　　关键词：清末新政 浙江谘议局 光复会 武昌首义 杭州光复

　　清末新政：体制内的改革

　　1900年，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中西文化对抗的“运动”，这个运动和满清政府内的顽固守旧势力结合在一起，就成了所谓的“扶清灭洋”，在京津地区肆意横冲直撞，引发外交冲突，最终导致八国联军入华并攻陷京师的“庚子之变”。

　　站在国家现代性的立场，有学者认为“义和团运动”可说是一场“闹剧”，而此前50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却是一场“悲剧”[1]。史学界在阶级斗争政治思维的作用下，一度将前两场以农民为主导的运动定性为与辛亥革命并列的中国近代“三大革命高潮”。但从中国的现代性着眼，又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却另有中国知识分子发起的三大救国运动：戊戌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2]，而这后面的三大运动对中国的历史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宪政”一词，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标杆的作用。

　　在“庚子之变”和其后的“辛丑之耻”的刺激下，清政府自上而下开始了持续十年的“新政”之路，希望突破洋务运动的樊篱，进一步向西方的制度学习。诚如张之洞所言：“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而张之洞和刘坤一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也成了“新政”初始的总方案。

　　“新政”最初的着眼点在练兵和兴学两大举措，练兵就是编练新军和军制改革，兴学就是创办新式学堂，进而废除绵延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随着“新政”的深入，其内容也不可避免的进入政治体制改革的“宪政”范畴。张之洞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孙宝琦更提出在中央设立上下议院，以政务处为上议院，都察院为下议院。在地方各省、府、县设立公议堂，选举绅士议政的具体建言。

　　于是，在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设立政治考察馆的基础上，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上谕，实行“预备立宪”，从1908年开始，以9年为期，至1917年召开国会，从君主专制制度转型为君主立宪制度。因此，“预备立宪”可说是清廷准备实行开明政治的起点。而这一切，也是在清廷的实权人物慈禧太后的默认下进行的。

　　但是，对于清政府的这个立宪时间表，清政府预备立宪后设立的各省谘议局和中央资政院的议员们却等不及了，他们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的请愿国会，建立责任政府的运动。

　　请愿代表们引进西方三权分立之说，强调国会在立法上的地位，论及国民的参政权利。沈钧儒大声疾呼：“国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独裁，孤立者国必亡，独裁者民必乱。”[3]

　　这些出身士绅的议员，就是晚清政坛上的立宪派。其最著名人物是张謇[4]和汤寿潜[5]。

　　从历史上看，晚清的立宪派可上溯自康梁等维新派。1898年，有戊戌维新运动，主张变法，后来有了戊戌政变，失败了。然而，仅仅几年，其后继者立宪派就登上了政治舞台，从“变法”到“立宪”实际上是从古典的政治学说进入到了现代的政治学说，与西方的政治接上了轨，是一种质的飞跃。其始作俑者为梁启超。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号任公。梁氏17岁中举，后随康有为入京师，随康发动“公车上书”，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主编《清议报》。1901年，梁在《清议报》上发表《立宪法议》一文，他说：

　　有土地、人民立于大地者谓之国。世界之国有二种：一曰君主之国，二曰民主之国。设制度、施号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谓之政。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今日全地球号称强国者十数，除俄罗斯为君主专制政体，美利坚法兰西为民主立宪政体外，自余各国则皆君主立宪政体也。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

　　四种政体之外，梁氏后来又加了一种：民主专制，意味深长。民国成立以后，国民党长期实行的党国体制，似乎就是此一类型者。

　　1909年10月14日，在清廷预备立宪的高潮中，谘议局在中国21个行省正式成立。1910年9月23日，资政院在京师成立。这是清末新政运动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也是政治转型开始启动的一个象征。

　　辛亥革命中，谘议局和资政院的议员们，大多数站在了革命的一边，所以，后人会说：“辛亥革命，皆以谘议局为发端。”[6]

　　

　　陈黻宸与浙江谘议局的几位人物

　　在杭州举行的浙江省谘议局开幕典礼上，浙江巡抚增韫等官员都亲临会场致贺，增韫在致词中将省谘议局的地位比作地方议会，这说明他对“预备立宪”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新事物的作用是理解的。耐人寻味的是，应邀出席开幕式的人中间，还有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杭州基督教天水堂主持司徒尔牧师（John Linton Stuart），以及他的三子，杭州之江大学教授司徒华林（Warren Horton Stuart），他们分别是后来创办北京燕京大学并担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父亲和三弟，两人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应邀出席的[7]。这似乎又象征了谘议局今后与国际接轨的趋势。

　　开幕式上，全体与会议员选举了正、副议长和常驻议员，他们大多数是一批持温和立场的立宪派，也有一批是温和的革命党人。

　　议长陈黻宸，号介石，温州府瑞安县人。戊戌变法期间，与汪康年、蔡元培等发起保浙会，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士，授度支部主事。陈曾任杭州养正书塾讲习，思想前进，桃李众多，浙籍青年中，不论倾向立宪或革命，受其启发影响甚深，马叙伦、汤尔和、楼守光等均为其及门弟子。后来，马叙伦回忆其师：

　　先生之主养正书塾也，以教授历史即陈夷夏文野之义，于五胡、金、元之迹反复而不厌，又以孟轲、邓牧、黄宗羲之说敷引于讲席之间，于是，杭之学者莫不盛张排满革命而谈民治，风浸被于全浙。[8]

　　陈黻宸与革命党人章太炎是至交好友，章氏从事革命亡命台湾，出于陈氏的通风报信。蔡元培与黄仲玉在杭州结婚，陈黻宸来典礼现场，引经据典，畅谈男女平权之说。

　　清政府诏行“预备立宪”，浙江筹设谘议局，陈黻宸以76票当选为浙江省谘议局正议长。1909年10月23日，陈在谘议局开幕式上发表演说称：

　　谘议局乃浙江数千万人之谘议局，我民之视我议员尤重，议员应负何等责任？应如何始无负代表人民之天职？此固统我中国今日之议员所当惕然深省者也。我民疾痛困苦之状至于今日已达于极点，谘议局者，所以达人民之隐痛而将种种弊害陈述于上，使扫除而更张之以拨去病根者也。外患日迫，岌岌难保，我议员念此而有不恻然心动者，非黻宸所敢知也。惟我议员有以自励而已！[9]

　　在辛亥革命前夜，从陈黻宸的演说辞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一种“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的政治立场。

　　此外，在争回浙江铁路商办，川路成都血案事件中，陈黻宸均站在立宪派立场并有出色的表现，武昌首义后，号召组织民团以应革命。

　　民国肇建，陈黻宸担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北京大学教授，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不遗余力。府院之争，“首劾段祺瑞”，“直声被海内”，与同籍宋恕、陈虬并称“东瓯三杰”。

　　副议长沈钧儒，号衡山，嘉兴府秀水县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刑部主事。沈留学日本法政大学，从事立宪运动。同时，他又是一员秘密的光复会成员，是一位“激进的反满革命者”。

　　副议长陈时夏，宁波府鄞县人，附贡生，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光复会成员。

　　驻会议员褚辅成，嘉兴府秀水县人，附贡生，留学日本东洋大学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

　　议员陈敬第，杭州府仁和县人，字叔通（辛亥革命后以字行），出身翰林，陈氏与父、兄在杭州有“一门三翰林”的称谓。后来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先加入立宪派的宪友会，后又秘密加入光复会。陈不仅是浙江省谘议局的议员，也是中央资政院的民选议员。

　　议员陈训正，宁波府慈溪县人，1902年中举，同盟会员。

　　议员阮性存，绍兴府余姚县人，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在杭州设立法政学堂，策应杭州光复。

　　议员楼守光，绍兴府诸暨县人，附生，立宪派。

　　议员张传保，宁波府鄞县人，举人出身，政治态度倾向于革命党，抑或本身即为革命党。杭州光复前夜，张与陈时夏、褚辅成约攻城敢死队潜入杭城，居陈时夏家中整装待发。

　　

　　光复会

　　就浙江辛亥革命而言，光复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织。1903年10月，浙籍留日学生蒋尊簋、许寿裳、沈瓞民等十多人，以“浙学会”之名义在《浙江潮》编辑王嘉袆东京寓所集会，决定组织一个以暴力革命为主向的秘密团体，先在浙江、安徽、湖南三省中的一省，实施武装占领并割据，再行扩大。会后，旅日浙籍人士陶成章、龚宝铨、周树人等也参加进来。后来，陶成章等人纷纷自日返国。1904年10月，光复会组织在上海正式成立。会长一职本拟推声名甚大的章太炎担任，因章氏系狱《苏报》案，遂推另一位声望素高者蔡元培任会长。除陶成章、龚宝铨、章太炎、蔡元培外，先后加入光复会组织的有徐锡麟、秋瑾、陈伯平、马宗汉等。其中，徐锡麟、秋瑾、陈伯平、马宗汉又是其中的激进派，主张以暴动暗杀的形式举事，而被秋瑾讥为“书生造反”的陶成章等则是温和派，主张宣传为先，武力在后。

　　参加光复会的人数，据一份资料统计[10]，前后有1100余人，籍贯以浙江绍兴人为主，遍及浙江全省，也有江苏、安徽、湖南及海外南洋等地人士加入。

　　所谓“光复”二字，按照章太炎的解释，是“驱逐异族，谓之光复”[11]。其党纲为：“恢复汉族，还我河山”[12]，因此带有强烈的以汉覆满的“种族革命”色彩。其入会制度严格，要求入会者需刺血和对天起誓，密谋武装起义是这个团体主要的“力行”手段。而暗杀又是第一选择，暗杀的对象是端方、铁良、良弼、恩铭等满人中的少壮派。

　　为什么在1903—1904年间清廷已经有了实施新政的一些举措，如“废科举，设学校，派游学”等，专制统治已经趋于缓和之际，这些“游学”东瀛的青年人反而要以极端激烈的手段来实施暴力革命，推翻“异族”的统治？而上述暗杀的对象又为何恰恰是一些赞成体制内实行君主立宪新政的满人中有头脑的改革派？今天，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光复会密谋的一次影响颇大的“力行”实践是1907年由徐锡麟和秋瑾等策划的皖浙起义。

　　徐锡麟游日回国后，在上海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后来，受同乡陶成章影响，广泛交结会党，创办绍兴大通学堂，招纳各地会党头目入学受训，大通学堂也由此而成为光复会的大本营。

　　1906年，徐锡麟赴安徽安庆，就巡警学堂会办。绍兴大通学堂遂由其表妹秋瑾主持。秋瑾是由徐锡麟之介加入光复会的。1905年7月，秋瑾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秋瑾在主持大通学堂校务期间，联络浙省各处会党，秘密编成“光复军”8个军，以徐锡麟为首领，自己为协领，制定“光复汉族，大振国权”为8个军的番号，并与徐锡麟制定皖浙同时起义的计划。

　　然而，由于事机不密，皖浙起义最终归于失败，徐锡麟、秋瑾先后牺牲。

　　徐锡麟和秋瑾死于清末“预备立宪”的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对此，审理“徐案”的安徽布政使，后继恩铭任安徽巡抚的冯煦说：“今日党祸日亟，民不聊生，大局阽危，日甚一日”，应该说是对时局的一个清醒认识。[13]

　　同时，在“徐案“发生以后，清廷满族上层也有一些持清醒头脑者，以改良来对付革命，如力持君主立宪的两江总督端方就认为清政府今后应该“放开手段，力图改良，以期有益于天下”。而京师上层醇亲王载沣、肃亲王善耆、贝勒溥伦对“徐案”均力主不事株连，从宽惩办[14]。

　　

　　突发的武昌起义

　　从1906年到1911年，清政府颁行了一系列宪政改革的诏令。

　　1906年7月，下仿行宪政诏；1907年7月，将政治考察馆改为宪政编查馆；1908年8月，颁布宪法大纲，定九年后召开国会；1909年9月，各省谘议局开幕；1910年9月，中央资政院开院，缩短预备立宪年限，改于1913年召开议院；1911年4月，设立新内阁；1911年11月，谕令颁布《宪法重大信条》，袁世凯进京组阁。

　　这中间，除了《宪法重大信条》是武昌起义后颁布的[15]，其余均在武昌起义前颁布。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5年之间，清廷也的确花了一番心思，有的措施也确实朝着君主立宪的道路在走。但是，革命还是爆发了。

　　1908年，持改革立场的光绪和慈禧在两日之内相继死去。慈禧生前选中的皇位继承人是年甫3岁的溥仪，摄政王是溥仪的父亲载沣，当时年纪只有26岁。载沣为人厚道，但能力平庸，“优柔而寡器识”[16]。1911年5月的“皇族内阁”组建是他为政的最大败笔，伤了汉族大员的心，连最温和的立宪派张謇也对清廷表示绝望，从而转向了革命。于是，在清廷“皇族内阁”名单公布的5个月后，武昌起义爆发了。

　　武昌新军起义是革命党人发动的一系列武装暴动之一。从1895年兴中会发动的广州起义，到1900年广东惠州起义；以及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一系列起义：萍浏醴起义，广东潮州黄冈起义，广州惠州七女湖起义，广东钦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两广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安徽安庆新军起义，广州新军起义，最近的是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冈起义。

　　这些起义最后都失败了，诚如孙中山所言，是“吾党菁华，付之一炬”。但武昌起义却成功了。武昌起义的参加者是湖北新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其发动和组织者是湖北革命党人的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而张之洞在湖北经营多年的“湖北新政”[17]客观上也为这批革命党人的举义创造了条件。同时，“皇族内阁”成立后造就的地方督抚离心离德倾向，也使清政府的镇压手段日渐式微。

　　促成起义突发的导火线是1911年10月10日凌晨，三位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残酷杀害，当晚8时许，武汉新军第8镇工程第8营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由于武昌城内清军一部调往四川，城内军力空虚，经过战斗，至10月11日清晨，革命军光复武昌，十八星旗高高地飘扬在黄鹤楼上。随后，以黎元洪为首的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制定和颁布了《鄂州约法》，以三权分立的原则构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制的地方政权。[18]

　　

　　杭州光复

　　武昌首义成功和湖北军政府建立的消息迅速传到了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华各省，短短的两个月之中，内地18行省中就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四川等14省区先后宣告独立，脱离满清政府，建立革命政权。这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辛亥革命。

　　作为同盟会和光复会组织都十分活跃的省份，浙江是第8个光复的省份。而浙江的光复，又以省垣杭州的光复影响最大，因为杭州光复以后，其余的浙属各府：湖州、宁波、绍兴、金华、嘉兴、衢州、严州、台州、温州、处州等地也纷纷光复。

　　杭州的光复，与革命党和立宪派均有关系。

　　武昌首义爆发后二日，即1911年10月12日，同盟会骨干成员（同盟会中部总会庶长）陈其美自沪来杭，召集浙江新军中的革命党骨干密议举事，地点在杭州西湖南麓的白云庵，这里其实已经为革命党人的一个秘密据地，主持的僧人智亮和意周师徒同情革命。“遇集会时，饮食招待，无微不至。”[19]当时除了西湖白云庵，还有杭州城内黄醋园的高等小学堂，马坡巷的体育会，佑圣观巷的教育会，皮市巷的留学生招待所，水陆寺的佛教会，三元坊的《杭州白话报》社等处也是革命党人的秘密集会据点。[20]

　　参加杭州光复的主要武装力量是浙江新军，新军的组建是清末新政练兵与兴学两大举措之一，但在辛亥革命中，它却成了清王朝的终结者。浙江于1903年开始训练新军，杭州城内先后办有5所军事学校，新军的军官不少成了革命党人，其中尤有光复会人士为多。

　　1911年11月4日，即上海光复的同一天，浙江新军在杭州发动起义，城站设立了临时总指挥部，由童保暄（宪兵营督队官）任临时总指挥，参加起义的部队主要是驻笕桥的81标（标相当于团，代标统朱瑞），驻南星桥的82标（标统周承菼）的士兵[21]。

　　同时，参加杭州光复的还有一支敢死队。杭州光复后的11月9日，上海的《民立报》曾刊文介绍这支队伍：

　　浙江革命军之编制者皆以敢死队为先锋，然后继之以各标新军。敢死队之编制共分5队，以蒋介石为指挥官。第一、第二各队由队长张伯岐率领，第三队由队长董梦蛟率领，攻击抚署，以15人为一队，每队手枪手10名，炸弹手5名，先后继进当攻击头门时，连抛炸弹8枚，破坏头门。各手枪手奋往直前，冒炸而进。及至二门，乃预伏署旁民房内敢死队之炸弹轰轰抛下。第二与第三队之炸弹手，亦向前猛抛，声震天地，火光大起，于是二门遂焚烧殆尽……

　　蒋介石是留日学生，在日本，由陈其美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除蒋之外，陈还介绍了黄郛（即黄膺白，1949年前杭州有膺白路，就是纪念黄氏的。）等浙籍留日青年入会。陈、黄、蒋后仿三国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结为换帖兄弟，陈居长，黄次之，蒋第三。

　　1911年10月30日，蒋介石自日本返回上海，旋即来到杭州，参与光复之役。

　　敢死队队员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因此，行动前都留有遗嘱。蒋介石也有致母亲和家兄的诀别书，“语极激凄”。时年蒋25岁，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

　　敢死队员中，除了男性，还有女性，她们是嵊县的尹锐志、尹维峻姐妹，尹氏姐妹曾是秋瑾的崇拜者，也是她的助手，很早就加入了光复会。秋瑾死难后，她们在上海常驻光复会的秘密机关锐进学社，往来沪浙间从事联络。

　　幸运的是，光复杭州之役，除了抚署被起义新军烧毁以外，几乎没有流什么血，而这一切，要归功于赞成革命的立宪派——杭州士绅们的功劳。沈钧儒劝说浙江巡抚增韫，请其赞成浙江独立，拆除满城营墙。陈黻宸劝说协统贵林，劝其放弃抵抗，绝对保证满人安全。而汤寿潜临危受命，出任浙江都督，换来政权的和平转移，更是功在一时[22]。当然，这其中也有握有军政大权的清廷官员们的配合，所以后来汤寿潜要说：“德（济）将军、增（韫）抚台以生灵为重，一无阻挠，已缴印信，以礼优待。”之语。[23]

　　

　　贵林之死

　　杭州光复基本上是一场和平光复，说它是基本上，是指起义军方面基本上没有死人，清军也基本上未作抵抗。浙抚增韫、署理将军德济在将政权交与汤寿潜后，被礼送出境。而且，身为蒙古镶黄旗人的增氏，在入民国以后，还被民国政府礼聘为北京政府参政院（院长黎元洪、副院长汪大燮）的参政[24]。这说明政治其实就是一种妥协。

　　但是，杭州光复以后，有一位满人却死了，他的名字叫贵林。

　　贵林，满洲正黄旗人，举人出身，有文名。为人“好直言，喜任事”。他是杭州满营（巡房营）的协统。这个人在思想上不属于守旧派，他赞成君主立宪。在杭州参与了清末新政改革，对兴办和管理学校起了积极的作用。除担任满营官佐捐资兴办的清文学堂的校长外，在另一位满族女子惠兴以身殉学后，又担任杭州惠兴女学堂的总办，以完成惠兴未竟的事业。[25]此外，在收回浙江铁路路权问题上支持汤寿潜。在清廷预备立宪之年的1908年，贵林创办的《浙江日报》，大力鼓吹设立议院。并在报章上对当时杭州的各种社会问题提出批评和对策[26]。也正因为如此，使贵林历来与浙江立宪派的中坚人物，浙江省谘议局议长陈黻宸等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贵林的推动下，浙江省谘议局118名议员中，驻防满人获得3席。[27]

　　当然，满清王朝是少数民族用武力建立的政权，终有清一代，满汉畛域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好，清兵入关，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满人之下，是蒙古人和藏人，人数最多的汉人则列在最下。所以才会有反清排满的武装革命。对于这一点，贵林似乎不能理解。他可以和主张和平转型道路的由汉族士绅组成的立宪派有某种共识，但他不会赞成暴力推翻满清政府。所以，在1908年徐自华、吴芝瑛在西湖为秋瑾建坟并组织秋社追悼秋瑾时，出席集会的贵林在现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大清待汉人不薄。”从而引发徐自华之妹徐蕴华与之的激烈争辩[28]。

　　武昌首义后，陈黻宸与贵林曾有过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陈认为武昌以后，清廷天命已尽，杭州恐也避免不了革命。陈以1861年太平军攻杭期间，满营八千满人纵火自焚，劫后余生全城仅余46位满人的惨痛遭遇为例，希望贵林届时不要抵抗革命。陈许诺自己将和汤寿潜共同努力，将杭州塑造成一个和平解决满汉矛盾的典范[29]。贵林同意了陈的建议，也做了一些旨在缓和满营武装和革命军冲突的事。11月5日，汤寿潜出任浙江都督，他与贵林签署了一份协议，“约限3小时旗营缴军械，允发旗兵3月饷，3月后为筹生计。”[30]满营放下了武器，革命军方面却不愿履行承诺，而且也反对陈黻宸出任都督府政事部部长，导致陈出走上海，贵林失去了保护人。11月6日，贵林与其子以“隐匿军械”的罪名被枪杀于浙江省谘议局门外。时在上海的汤寿潜获此消息立即赶回杭州并去杀人地点痛哭，对这种背约杀人，失信天下的行径表示十分不解，力辞都督一职，“父老泣留之，于是屠旗营之议亦遂止。”[31]

　　造成贵林之死的原因很多，但首先是谘议局内立宪派和革命派议员内部出现分化，陈黻宸、楼守光、胡钟翰还有支持他们的汤寿潜倾向于和平解决满营问题。而陈时夏、褚辅成，还有立宪派之表，革命派之实的陈汉第、陈敬第、沈钧儒等则力主杀贵林以镇满营，并得到起义新军总司令周承菼的支持。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在汤寿潜、陈黻宸、楼守光、胡钟翰皆无法任事而赴上海之时，贵林之死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贵林之死是辛亥革命杭州光复中的一个插曲，有学者认为这很可能是个“冤案”[32]。它可以引起人们思考的是，辛亥革命要实现的是以汉覆满的“种族革命”，还是非种族意义上的“政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