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距离陈金良走出体制，已经整整过去13年。
从一家国企药厂的兼职销售员做到厂长，他花了5年，之后负气辞职创业，走到了零售终端当起董事长，他的人生起起落落就像一辆过山车，借着天天好大药房重又开回峰顶。有人说，他革新了零售药店的销售模式，扛起了全国平价药房的旗帜，真正做到了让每个老百姓都买得起药。
对于人生中的贵人，陈金良一直心存感恩，比如至今团结一心的合伙人，比如在家精心打理后院的贤妻。这个50岁就打算退休，带着妻儿环游世界的男人，之所以能成功并赢得同行尊重，是因为他的热情和豁达。而他的企业，也因为他的年轻人才培养理念，愈发显得有活力。
离 开
壮士断腕走出体制
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特别是制药厂，在当时是许多人看中的高收入铁饭碗，陈金良说，那时进去，他就是看中了这点。
1994年，他正式接触药品行业，进入湖北武汉周边一家国企药厂做兼职医药销售员。药厂主要生产中成药，陈金良一边工作一边读书，4年后正式进入药厂当了经营副厂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干部。1999年，他被提拔为厂长。
当干部的这三年，他和药厂的改变都很大，从经营进入管理岗位后，药厂1000多万元的销售额突破1个亿，从亏损200多万变成盈利1000多万。员工的人均工资，也从300元提到了1000元以上，成为当地收入最高的企业。
“当时年轻气盛，认为厂里该兑现的没有兑现，就不想再被这种体制约束了。”说起走出体制，陈金良有股壮士断腕的勇气，他说，某种意义上是被人赶走的，创业的前奏是心酸。
2001年12月，陈金良正式辞去厂长职务离开国企，进入武汉一家医药公司当销售副总，一年后，他认为创业时机成熟。
“我很了解医院的价格体系和模式，以及药厂的生产属性和成本，我也了解中国医药市场的巨大水分，说到底，因病致贫，其实是因药致贫。所谓3成成本、7成利润，药品从出厂到销售，中间有四五道环节，其中还有层层回扣。”
陈金良在武汉待了10年，奉献了最好的青春，没有选择在那里创业，只因他的乡土情结。“我是浙江台州人，妻子和我是老乡，她怀上孩子后，我就想带她回来。”
陈金良考察了杭州的市场，认为杭州零售药店的药价，最起码还可以砍掉40%到50%，加上当时全国药品的平价旗帜已经打开，2003年初，他带着奋斗十几年积攒下来的钱，与另外两位湖北合伙人回到杭州创业，成立了浙江天天好大药房有限公司。
这一年，他双喜临门：位于莫干山路483号的第一家药房开业，他的大女儿诞生。
平 价
开店第一天药品被“洗劫”
“我们开店前，杭州最大的药店，营业面积也不过100平方米，属于便利店经营模式，药品只有1000多种。而我们要开的是超大规模的药店，药品超过12000种。要把这么多货摆上药店，光店面就预计要2000平方米，相当于开超市。而且，我们要把原先柜台式的销售形式改为开架式销售，让老百姓都能拿得到。只有超大规模、超低价格、品种齐全，才能取得顾客的认可。”不过陈金良说，开药店不同于其他，因为属于新鲜产业，需要当地政府的支持，否则这么大规模，很难开得下去。不过早在第一家店选址时，他就遇到了贵人。
当时，他看了两处店面，一处是当时江干区四季青的一个保龄球馆，面积将近2000平方米，人流量大，另一处西湖区莫干山路的店面有3000平方米，面积大，可以同时解决办公和仓库问题，人流相对集中，但因为凹在巷子里，位置没有四季青好。就在他犹豫时，拱墅区政府的热心支持，让他下定了决心。“他们帮我们解决了许多办证上的问题，西溪街道知道我们要开大型药店，从街道到区里，在消防等审批上一路开绿灯，帮我们节约了筹备时间和人力成本。”
7月26日，第一家天天好大药房开业，打出的就是比医院药价低45%的口号，店里还有100种实行零差率的常用药品。陈金良还记得，当时一盒康泰克，在医院和其他药店配，要20多元，在他们药店只卖9块多，价差达50%。因为舆论关注，结果第一天开业，上午八九点，店里便一下子涌进五六千人。这当中有顾客疯狂抢购，还有同行恶意闹事，他们事先请的几十位保安不够用，只能叫来了110帮助维护秩序。药店前面是小区菜场，陈金良和同事打趣道：果真前面是菜篮子，后面是药篮子。
这一天开业，陈金良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有这么多老百姓，对药品进行报复性消费，说明这种药店模式成功了。能为老百姓做实事，又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让他这个创业者信心十足。加上药品保质、保量、保价格，药店开业还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给他这个投资者和股东，带来了超值的价值。另一方面，他又很紧张，担心万一发生踩踏事件怎么办，货品被抢空怎么办，有人闹事怎么办？
开业5天，店里的药品基本被“洗劫”，当务之急是补足货源。但其他零售药店、医药公司、医院纷纷给厂家施压，不给陈金良的门店供货，于是他转而寻求在湖北积累下来的资源，让当地药厂连夜发了3车货品过来，解决了80%的缺口。他也开始针对抢购，实行了限量销售。
平价革命在全国是大势所趋，有利于企业模式转换，当时英特、华东等大型医药公司，也帮助陈金良渡过了难关。只要有货，陈金良得到消息，便马上带上现金去拿货。经历了一年时间，加上舆论支持，同行打压最终不了了之。为了应对天天好的竞争，许多本地药店联合起来成立大药房，开始了平价革命。业内人士都说，是天天好改变了杭州的药价。2004年，医院的药价也因此降低20%。
陈金良算了笔账，第一个月，天天好大药房销售额有1500多万元，亏损10多万元，第二个月持平，第三个月略赚，微利。2014年1月8日，他们又在三墩开了第二家店。
“第一家店投入1200万，其中有自己的积蓄，也有朋友的借款。那段日子，我们整天想着怎么成功，成功后想着如何面对断货、同行投诉、恶意竞争等，没日没夜地工作，天天睡在店里。成功后，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三个合伙人，跑去旁边的拉面馆，吃了一顿拉面和烤羊肉串。能安安心心吃碗面庆祝，兄弟交交心，真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
北 上
将平价革命的旗帜插到北京
幸运的是，三墩店也很成功，开业当天的销售额就做到30多万，这更让陈金良坚信了他们开创的平价开放式模式。不过，当他们把模式复制到杭州以外的地方，却遇到了困难。温州、宁波、台州开店都遭遇严重亏损，创业失败，原因在于他们的管理人才跟不上。
“尽管养家糊口没问题，但我们不可能只守着杭州的店面，我们几个股东回来商量，手头有周转资金，一定要拓展全国事业，于是打算北上。”在陈金良看来，北京是药品平价革命的最后一块净土，他们踌躇满志。2004年，北京几个做医药公司的朋友，帮着找房子确定地址，2005年1月8日，他们在宣武区开出了全国最大的一家零售药品超市，面积4000多平方米，3层楼高，药品有15000多种。
“天天好最大的腾飞是在北京。”陈金良有些自豪，开业前后，他进过许多演播厅，上过人民日报、新京报、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新闻会客厅。他逢人就开玩笑，自己开药店开成了名人，“那时我有了很多外号，比如‘药价杀手’、‘慈善大使’。”
不过，他们也被北方的同行往死里整。看到“过期药换新药”的活动，有人带了十几个伙计，拉来了两三轮车的过期药品，总价达几十万，受到阻挠就暴打店里的工作人员。之后公安一查，发现是别家药店的同行在捣鬼。“光是换过期药，我们就亏了600多万元，后来宣武区的区委书记、药监局长亲自坐镇我们药店，连续3天，我们才慢慢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北京的理念和杭州一样，品种全、价格超低，模式成熟后，陈金良吸取人才断档的教训，让其中一个股东接手管理，至今留在北京。
看到北京那么成功，陈金良又犯了一个致命错误。2006年，沈阳一位老板邀请他过去开店，起初也开得非常成功，不到1年，就在当地扩张了十多家店。陈金良要做事业，对方却要利益，战线拉得过长，两边合伙人在经营理念上产生了分歧。陈金良想想反正自己也不习惯北方的生活，一口气把所有店都给了对方，亏钱撤资。
走过这几年，陈金良总结发现，开店最大的问题是人才问题。2007年，他重新接管杭州市场，在下半年建立了天天好商学院，亲任主教官培养人才。2008年和2009年，杭州开出了四五十家连锁店，总店数达到80多家。2010年，天天好走到发展最高峰。
发 展
医改后让特色品类进药店
2005年，陈金良获得了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公益提名奖，以及浙江省十大经济年度人物，与马云一起站上了领奖台。陈金良视之为对其事业的最大认可，他说，“最起码我做这个产业没有后悔，做得有意义。每天一夜睡到天亮，我自问问心无愧。”
如今，房价和工资在涨，随着管理成本的增加，陈金良坦言，3年前药店存在的平价模式，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加上去年浙江正式实施公立医院改革，实行药品零差率，他们的日子也越来越难。
医院取消药价15%的加成，药店的生意是否会受到冲击？没有政府补贴，如何谋求转型升级？是否有可能托管医院药房？
陈金良坦言，自己压力很大，面对医改，首先要提升自己药店内部的服务措施和含金量。如今他们主要靠网上药店来弥补流失，同时在药店的品种结构上做出调整。
“我们今年的发展重点是进军医疗产业，已开设四家中西医门诊部（孝福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旗下）。今年的两大发展方向，一个是互联网，一个是门诊部，弥补药店专业上的不足。”
陈金良说，未来由市场来控制，现在他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压缩药品利润。听说处方药马上要在网上药店放开，互联网之争，在他理解就是价格之争。
按他的想法，现在要往专业的品类上转型，淡化医保药物，让特色品类进入药店，比如引入滋补类药品、药食同源的中药食材、母婴用品等。他还在今年建立了医疗团队，争取把好医生请过来，将医和药真正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