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那稚嫩的脸走进法庭，飘忽不定的眼神，像霜打的茄子，忍不住要探究他在原本疯狂奔跑的青春为什么跌倒到这一步。

　　“为什么？”坐在上以夏日葵花为苍穹、下以双手托日为判席的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随着庭审程序推进，庭审教育深入，庭长许新霞心里的这个问号越长越大，不肯沉默。

　　“发现这个黑洞，特别伤心。伤心了，就不再仅仅是审判。”她必须要做点什么，行动起来。

　　向日葵的暖黄偷偷地渗进了空气中，法庭里原本清澈的乳白色主调泛着一股暖意。

　　“我是自由行走的花”

　　许新霞的微信名叫葵花宝典，签名“我是自由行走的花，唯执念阳光”。

　　在法院工作十多年，她曾有过“百转千回”。大学毕业一直梦想着转攻经济学硕士再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但几经辗转来到法院大门。

　　刚到江干法院不久，这些法律人信心满满，挽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可干着干着，袖子就掉下来了，同年入院的意气书生们都守不住这个螺丝钉岗位了。

　　许新霞到了街道、乡镇工作，甚至从事了梦想中的经济相关事务。在处理历史遗留案件、面对信访群众时，法律积淀10年产生的优越感顿时土崩瓦解；为了“得有干部的样子”而忙到整晚不合眼。这些基层经历让她开始重新审视法院的工作思维和态度。

　　“如果将法律与爱民之心结合，即使不能产生推动法治进程的巨大作用，也定可以影响一定范围的人，不是人生价值吗？”正在考虑法官定位时，同年入院的“70后”书生们聚会了。

　　大多是因法院升职太慢而离开的同事，短短几年都有了自己的舞台，唯有一位留守的仍是审判员，他幽幽一句“有法官情结，淡定当下也是一种活法吧”触动了许新霞。

　　那晚，当她写下“动物只为生命所需的食物而激动，而人却懂得为遥远的星辰——那毫无功利主义的光线所激动”后，许新霞果断告别了在乡镇晋升为经发办副主任的考察。

　　此时法官职业被戏称“操的是卖白粉的心，拿的是卖白菜的钱”，正是法官流失季，刚调任江干法院院长的叶青会见了这个执意要回法院的姑娘。许新霞扑闪着那比太阳还明亮的大眼睛，说着百转千回后的“法官情结”打动了叶青。

　　2008年初，许新霞回到江干法院。她没考虑吃“回头草”的职场舆论。“也许需要百转千回，才能找到来时的路，但其实早已不是那个当初的自己。”她的心找到了归宿，经历蜕变成了真正淡定当下的法官了。“能够在办案时独立贯彻自己的想法，循着法律精神像解方程式一样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有着女刑警发现真相的快乐。”

　　叶青把她安排到了预审庭，与全国模范法官朱学军搭档。许新霞最初还是普通审判员，但基层感悟与法律资源结合了，让叶青惊喜地看到，许新霞不仅有着甘当绿叶的精神，还有着独到的方法能够独当一面。在一些涉群体案件、信访纠纷甚至涉及领导干部的婚姻家庭纠纷里，叶青认识到许新霞法律思维下解决问题导向能力，展示了社会转型期一个知性女法官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这种淡定当下的态度也影响了身边人。“80后”文艺青年俞烨跟着她做助理，在办案中感悟许新霞那理性精神和深厚的法律功底，在生活中接受她的推荐阅读文史哲书目，还觉得她时刻“有法治理念在引导”，保留至今的“许法官”称呼也成为俞烨独立办案以来，受繁重审判之压、疑案思辨之累后的精神支柱，“有坚持下去的动力”。

　　“黑洞”

　　当刑诉法大修，专门增设一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后，江干法院成立少年法庭，许新霞一头撞进了少年司法的天地。

　　这一撞，有点蒙，继而伤心起来。

　　先办了个有关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看着因生活贫困而老是骂孩子要钱的母亲来打抚育费官司，16岁处于青春期发育的孩子在电话里讲“妈妈，我吃不饱饭”。

　　又办了一起父母经营赌博机的案子，发现“无处安放的6岁孩子”，庭前调查时发现出租房里连个凳子都没有，孩子换洗的衣服也没有，唯一的玩具是套塑料厨具，梦想不过是一顿饱餐……

　　这让许新霞想到了自己的女儿。生下女儿第7天，丈夫出国读书，她把陪伴孩子放到了人生第一位，每天必须见到她！直到这种陪伴换来孩子勇敢独立地磕磕绊绊向前走，她还一直在这儿，孩子想要叫妈的任何时候，她都在。

　　许新霞身边原本都是这样被母爱滋养的孩子。少年司法让她发现了一个“黑洞”，原来社会上还有这种生活，甚至还是很大一个面。这让她心里很难过，难过好长时间。“我得做点什么。”

　　父母触犯开设赌场罪，许新霞不得不含泪判刑，但想着那6岁的孩子无人监管，还有先天性心脏病，依靠刑满释放的父亲西湖边乞讨肯定不行。

　　国家亲权在哪里？这成为她至今的心病。

　　凭着法官自己拿200元救济？路子肯定走不远。

　　许新霞开始尝试让社会团体走进这个“黑暗的角落”。她胆战心惊联络了两家机构，却都遭遇了“慈善的功利”：相比山区孩子、学校，这些少年犯、这些罪犯的孩子显得那样黑暗，捐助的成效也不明显，更无宣传价值。

　　搁浅的计划让她更为不安。少年法庭里更多面对的那些少年犯，走进法庭时那飘忽不定的连对视都不敢的眼神，他们的未来在哪里？更多的无力感涌上来，她写办案手记：“孩子，尽管你已背负了因罪而受惩罚的烙印，可你终究还只是个孩子啊！当你来到这个世界，平等背弃了你，亲情背弃了你，友善背弃了你，那稚嫩的童心过早经历了生活磨砺……望着那双仍渴求梦想的眼睛，我除了为你祈祷，竟无能为力。”

　　青春是难以自控的野马

　　陷在这个“黑洞”后，许新霞和她的团队开始尝试回答“为什么”。

　　她参加了三级心理咨询师培训，发现青春就是难以自控的野马。“他的身心发育就像奔驰跑车一样零部件性能良好，‘我就是要奔跑，要赛车’，但大脑里制动能力欠缺，快速奔跑时刹车肯定不稳了。”

　　“大部分青少年都偶然地参与过危险行为，并从中体验快感。”基于此，许新霞更确信“没有坏孩子，只有干过坏事的孩子”。她坚持未成年人不是犯罪，而是“罪错”。

　　英国曾有调查实证，14岁是旷学的普遍高峰期，15岁是违法和吸食大麻的高峰期，16岁是吸毒的高峰期；而犯罪的高峰年龄是16岁的男性和21岁的女性。

　　在这快速奔跑的青春期，亲子关系尤其重要。“青春期的亲子冲突有特殊意义，如果通过冲突增进了解和沟通，亲子关系在一个新的水平达到平衡与和谐；如双方不能冷静处理，冲突延续下去会对家庭和子女造成不良影响。”

　　但是，翻阅2010年至2012年三年间江干法院判处的162件219名少年犯案卷，跟踪回访10多名重点对象后，许新霞发现少年犯中曾是留守儿童的高达79%，而他们在家庭环境、教育资源以及社会福利的享有都弱于同龄人，51%初中未毕业就辍学。

　　与此同时，对少年司法认识存有偏颇，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比重小，对社会影响不大。“但中国目前有2800多万青少年，问题少年达1150万，流动少年有26万，正在服刑的有22万。能否防患于未然，在出现不良行为时及时干预进行帮扶矫正，责令其到社区工作，责令孩子到看护家庭寄养等，让社会爱心对接参与到少年司法中来？”

　　让许新霞担忧的还有少年司法“罪责自负理论”：少年司法责任在于挽救关爱一个年轻的生命，不应拘泥于法条，把孩子当作穿着小号衣服的成年人。

　　国外许多国家为此把未满23周岁的都纳入少年法庭审理，甚至不轻易认定犯罪，美国也是三次仍不改的才进行重罚。美国3亿人口，100万件纳入少年法院，而我国14亿人口，仅有 10万件纳入少年司法程序。

　　少年法庭应该长什么样？叶青在江干法院早已有过圆桌审判的实践，但她看到许新霞团队摩拳擦掌的决心，就去问问要怎么布置审判庭。

　　结果，这一问问出麻烦来了。他们要在审判庭中表现“旭日葵花”的主题。许新霞还翻着《超越刑事司法：美国少年司法史纲》，带着香港少年法庭、台湾少年法院的照片来描述蓝图。

　　“这一下，我得全部重新调整。”叶青说，找地方，画设计图，找厂家，选颜色等，她和少年法庭团队的年轻人风风火火搞了近半年，直到双手托日的圆桌审判席从厂家看好拉回来摆放整齐，天花板上的葵花绽放，在温馨、阳光的亲子氛围里，叶青微笑着问许新霞：“喜欢吗？我专门为你做的。”

　　在这里，她将迎来送往她的“孩子们”。

　　帮助“失落的一角”找到“大圆满”

　　直到今天，江宁（化名）的父亲谈到犯了强奸罪的儿子仍是手足无措，“丢死人了”，继而是长久的低头沉默。

　　江宁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上学，学校里绝大部分同学都是留守儿童，而他是学生会干部、三好学生，曾到镇上上中学，但没钱在镇上生活，又转回村里学校。江宁一心想着辍学后到城里打工，与父母团聚。

　　16岁，他到杭州务工，没想到不到一年竟涉嫌强奸被起诉到江干法院。

　　江宁与父母被许新霞请到一个小隔间。头戴面具，江宁双眼噙着泪水，专注又带有一丝忐忑地听从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颉的指引。

　　在面对面的心理辅导前，许新霞还使用心理测验系统软件对江宁进行了“卡特尔人格测验”和“艾森克个性测验”两项个性人格类测验，并将测验报告提交心理咨询师作为现场辅导的依据。

　　张颉先是以手绘本《失落的一角》引入，此时江宁和父母沉默较多，被问时都是“不知道”“说不出来”。

　　随后张颉又令江宁一家三口使用拼盘道具建设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家园。江宁说不要父母帮助，自己动手拼出了他理想中的家园：两栋房子、两棵树、两辆车以及三个人。

　　张颉又引导江宁的父亲添加东西。父亲在道具盒里找了许久，找出了一个苹果，“看到其他小孩都有苹果吃，我也想自己的小孩有苹果吃。”

　　听到这里，江宁终于垂头掩饰自己的泪水，边上的母亲也泣不成声，连声说出来打工就是想让江宁生活好点。

　　这是江干法院少年庭圆桌审判的另一个延伸，在柔性司法之外的社会帮教中心，“这种人性帮扶期望将真实案例落入社会团体、爱心人士的怀抱，让热心市民参与到国家亲权、社会亲权这一责任中来。

　　踏进社会帮教中心，整体采用明黄、浅绿色调，突出 “旭日葵花”主题，分设社区矫正区、恳谈区和心理咨询区三个分区，桌子采用简洁的长方形，类似于学校所用的课桌，体现出“课桌理念”。

　　江宁被判三缓四，父亲仍是念着“丢人”，想要把他安排到自己弟弟所在城市打工，许新霞说“不行，你必须带在身边”。

　　在一起生活，带着带着关系就融洽了。儿子在有人出手打人时，也懂得克制冲动不还手，而是报警了。“青春就是难以驾驭的马车，通过心理干预控制住，过了20岁至迟22岁，也许就能掌控自如了。”许新霞这样讲给父亲听。

　　“对少年犯进行分析，很多因为看管不力。那么判决之后，看管不力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许新霞是民革党员，政协委员，在各种座谈会上，带上真实案例想方设法实现与各中间团体的对接。

　　目前，一些“人性帮扶”已有眉目：浙江卫视的“福彩帮帮帮”栏目成为江干法院少年庭帮扶基地，为孩子解决经济上的燃眉之急；对接杭州向日葵工程爱心助学志愿者大队，为孩子解决教育问题；对接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计划做慈善银行、慈善家庭项目，让那些有志于培养小孩的热心市民走进来，类似于欧美国家的庇护所或看护所。

　　“我们不是做慈善，而是中间桥梁，与慈善机构对接，建立长效的、常态化的对接。”许新霞说，这也是司法界可以为中国慈善事业所做的努力。

　　“我所能做的，是些小事”

　　“少年强则中国强”，许新霞团队想要影响更多人，法治国家的实现离不开青少年法治意识的播种。他们想要推开少年司法的“第三重门”，除了柔性司法和人性帮扶之外，应有理性启迪这扇门，这关乎法治的明天。

　　“教育需要精深的理论，需要有层次的目标，但更需要操作，更需要有递进发展的台阶。”许新霞说，江干法院少年庭“我来当法官”、“法治夏令营”成为杭州市民体验日“80强”体验点之一，从3500个申报点中脱颖而出，“可见法治的理性启迪还是大有可为的”。

　　现代少年司法最显著特点就是“以教代刑”。最高人民法院曾于1996年推动少年司法体系，但历经起伏。许新霞分析，一方面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新中国后对待未成年人的理念有关，我们提倡“小兵张嘎”式英雄少年，较为政治化、英雄化，将孩子看作是穿着小号衣服的成年人，较少注重儿童人权；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环境也不成熟，富人还在经济大潮里捕鱼，难以参与到国家亲权、社会亲权的责任中来。

　　而今，新刑诉法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法庭工作的意见》，社会各界爱心澎湃，“我们不经意间推开了少年司法的这扇窗，透过这扇窗，我看到少年司法的春天来了。”

　　许新霞信心满满的同时，面对现实也常常会觉得很无力，但能影响一个孩子是一个。她常常想到那个海边捡鱼的小孩，每一次退潮即有千万条小鱼留在海滩上，小孩一条条捡起扔回海中，小孩说：“对这条，我能改变它的命运。”

　　这也引起她的共鸣：“那个6岁的孩子有希望了，能获福彩基金捐助，能读书了。”她为此兴奋：“我所能做的，是些小事。”

　　这些小事荡起涟漪。律师章韵燕和同行们参观完少年法庭，都很震撼，法官为孩子们做了那么多，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带着这些问题，她开始给孩子所在的学校上法治课。

　　而年轻法官吴斌元参与其中，也曾激情赋文《少年法庭之我见》，表达“前路漫漫，道阻且长，当庶竭驽钝，迎难而上，矢志不渝，精益求精，望诸君共辅之”的愿望。

　　许新霞在笔记中郑重写上：“少年司法，任重道远；日拱一卒，不求速成。”

　　　　　　　　　　　　　　　　　　　　　　　　　　　　　　　　　　　　　 　 （转载自《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