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教育在线消息，2014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698万人，其中本科363万人，高职(专科)335万人。根据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939万人测算，今年全国高考录取率约为74.3%。近几年全国大多省份高考报名人数普遍有所下降，而高考招生计划人数并未下降，大多省份录取率都是逐年有所提高。2013年海南和吉林均超过90%，分别为93.6%和92.67%，浙江、江苏、湖南、重庆、安徽、湖北等多个省份超过80%。

　　另外一个现实是，近年来全国各省市均未完成招生计划，尤其是专科计划。本科层次招生也开始频繁出现无法完成计划的情况，高校面临生源挑战。

　　过高的高考录取率，带来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影响：

　　第一，录取线过低严重影响高等教育的公信力。高考录取率过高的实质是录取线过低。以浙江为例，100分的试卷，基本上是考到50分就能够上专科（高职），考到60分就能够上本科，考到75分则能够进重点大学。这么低的入学门槛，使得许多中学教育没达到要求的学生进入了高校。目前国内许多省份已表现出这种苗头，高校不报到率越来越高，许多学校生源吃不饱，既造成资源浪费，也影响了学校的可持续性发展。专家研究指出，70％以下的高考录取率会对高中生有种张力，而一旦录取率超过80％，将不利于中等教育的激励机制。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应该成为粗放经营，过低的文化成绩基础增加了高校给这些学生进行补偿教育和“再加工”的难度，最终提供给社会的可能会是“不合格产品”，从而严重影响高等教育的公信力。

　　第二，高考录取率过高增加了部分考生的就业盲目性。近几年每年多达六七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越来越严重。2014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727万，为历史最高，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4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今年就业工作的突出位置，力争使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比例双提高。根据社科院的调查，毕业生创业意愿很强，比如13.4%应届毕业生表示将来“肯定会创业”，74.8%的人表示将来“可能会创业”，只有11.9%的人表示“肯定不会创业”。但实际创业的不多，比如2013年只有1%的毕业生开始或准备创业。其中重点本科高校生极少选择自主创业（0.1%），普通本科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仅仅0.3%，反而是高职毕业生创业比例达到1.2%。事实上社会和大学生都不能接受如此数量的大学毕业生成为普通劳动者，大学毕业生再去学技术不再是新闻。降低高考录取率也就是降低部分考生的就业预期，部分考生高不成低不就，就业必然难。

　　第三，招生计划与学费的严重倒挂，加剧了社会焦虑。在目前的高等教育领域体系下，存在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学费与学校质量品牌倒挂。最好的学校，学费反而是最低的，学费最高的，反倒是一批地方学校，甚至达到倍数关系。高考录取率的提高，其实增加的招生计划主要来自高收费的地方院校特别是民办院校。一些地方大学，每年招生量动辄超过8000，甚至1万。而一些著名高校，却在悄悄下调招生计划。复旦大学已经从2001年的3440人/年下调至近年2840/年左右，浙江大学在浙江的招生计划也出现基本相同的减少。与此同时，虽然高考录取率越来越高，但高考给家庭带来的物质与精神压力也是越来越大。对独生子女过高的期望、对孩子未来的担忧、竞争不断加剧的就业环境，刺激着家长对高考的无底线投入，高考最终成了一场愈演愈烈的“高考经济”，而高投入低产出的现实，在中国家长中已成为快速蔓延的社会焦虑病。我们学生与家长的压力正在向低龄方向前移。实际上暴露出教育的不平衡，包括学校之间的不平衡、受教育权利的不平衡、地区教育的不平衡等。

　　总之，高考录取率应该到了适当控制的时候。为此建议：

　　一、维持全国高考平均录取率在70%，各省高考录取率控制在80%是比较合理的。有专家指出，在经过一段快速扩张期后，我国高等教育应重视解决遗留下来的系列问题，如学生培养质量下降、就业难等，重视推动内涵发展，以实现工作重心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移。80%以上的录取率，使得高考实际上失去了选拔功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明确了改革方向，深化高校入学考试和招录办法改革以及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教育部和各省需要对招生院校的教育质量进行严格的检查评估，对办学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高校必须严格控制其招生规模，直至取消其招生资格。对就业市场明显供大于求的专业减少其招生计划。

　　二、教育部需要对部属高校招生计划分配公平性问题进行调研，提出计划修正的时间表。多年来，社会对于教育部属院校在所在地区招生计划分配过多一直提出严厉的批评，譬如北京大学成为北京人的大学，复旦大学成为上海人的大学等等，但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和认真的解决。有研究指出，北京考生考取北京大学的机会，是河南考生的46.7倍。上海考生考取复旦大学的机会是河南考生的95.7倍。随着近年来部分省市出台的异地高考政策的出台，部属高校招生计划分配的公平性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北京、上海等地的高考报考报名人数出现下降趋势，一本录取率超过22%，远远高出全国其它地区。这些高考报名人数下降的地区应该减少教育部属院校在该地区的招生计划，同时更应该放宽异地高考报名限制。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根据报考情况对招生计划分配进行必要的平衡，确保异地高考报名人数增加明显的当地考生的正当利益，努力实现全国高考录取率的基本公平（平衡）。

　　三、坚决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把办学自主权还给高校。过高的高考录取率产生的一个副作用是解决了大学升学的压力，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普遍降低，从生理和心理上，大学生普遍有放松现象，毕业相对容易，大家关心的更多是毕业后的就业问题，这对我国的高等人才培养有害无益。同时，全国高校，专业设置雷同，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明确的特色与定位，也是高校在面对“生源危机”时难以应付的原因之一。多年来社会各界一直在呼吁把办学自主权交给高校，让高校能够根据自己的办学定位、办学条件，结合社会的需求来进行办学，让学校办出自己的个性和特色，提高教学质量，进而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

　　四、降低高考试卷难度，提高高考录取分数线。如前所言，过低的录取分数线，严重损害了高考招生形象。100分的试卷，应该保证最低录取分数线不低于60分（及格），争取实现60分上大学（专科），70分上普通本科，80分上重点本科。多年来的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最重的是学习难度过高。教育部门应该全面清理学校教材，降低学习难度。需要实行真正的分类考试，报考一类院校（研究型大学为主）的考生和报考普通大学的试卷难度应该区分开来，前者维持现在的难度，后者适当降低难度。不能为了20%的优秀学生而让80%的同学陪绑！

　　如同我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允许片面的追求GDP速度一样，高考的录取率也必须维持正常合理的水平，没有质量的高录取率事实上增加的是教育的虚假繁荣，我们需要的是人力资源强国，而不是简单的数量大国。在高等教育已经基本实现普及的条件下，适当控制高考录取率，维护高校招生的质量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底线。部分大学生学习管理不够严格，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主动性不强，学业评价考核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和职业发展。浙江省属知名高校拿不到学位的学生超过1%，也从反面印证了高考录取率过高造成部分低素质考生能够轻松地进入大学，“宽进宽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